5月，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以下簡稱“青年失業率”）達20.8%。自4月青年失業率歷史首次突破20%以后，再次創下自2018年1月此數據定期公布以來的新高。

自2020年以來，青年失業率曲線呈逐年上揚態勢，且青年失業率每年均呈倒“V”型增長，7、8月達到年內高點。按季節走勢判斷，目前青年失業率可能仍處在爬升階段。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制圖：田進）

6月15日，針對今年以來廣受關注的青年失業率走高，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總的來看，青年失業率處在高位。從總量看，初步測算，5月份，16-24歲青年人總量大概有9600多萬。16-24歲很多是在校學生未真正進入到勞動力市場，進入到勞動力市場尋找工作的有3300多萬，這3300多萬當中有2600多萬已經找到工作，大概有600多萬目前還在尋找工作。下階段，隨著經濟持續好轉，就業保持總體穩定有較好支撐。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判斷，目前國內正處于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青年就業的最困難時期。并且，較高的青年失業率不是一個短期問題，可能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比如2-3年內）都會持續存在。

另一方面，數據顯示，青年失業率和整體失業率的分化在加大——1-5月，青年失業率由17.3%逐步升至20.8%，而城鎮調查失業率由2月的5.6%緩慢下滑至5月的5.2%。其中5月25-59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降至4.1%，已經低于疫情前2019年同期水平。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制圖：田進）

盧鋒于今年3月發布的《疫情期就業困難或顯著低估——近年我國城鎮新增與凈增就業反差透視》中也提到，近兩年我國城鎮新增與凈增就業不一致大幅激增，反差值從疫情前五年均值229萬飆升到2021的767萬人和2022年的2048萬，提醒現行就業統計或存局限和盲點。對此，文章得出的結論是，城鎮新增與凈增就業反差激增大體可用三方面異動解釋：一是城鎮失業人數上升，二是城鎮勞動參與率下降，三是農民工返鄉人數增加。

總體上，盧鋒表示：“2023年經濟處于持續復蘇狀態，未來整體失業率壓力不會很大，但青年失業率依舊是一項難題。未來，還需要宏觀經濟保持在一個比較合理的增速上，才能保證充足的崗位提供量。同時，還需要采取各項舉措來千方百計保就業?！?/p>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去理解當前青年失業的現狀？青年失業率走高是否會成為中長期問題？哪些因素導致了青年失業率的走高？可以采取哪些舉措去應對？

針對上述問題，近期經濟觀察網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作為長期研究宏觀經濟學的學者，他曾經擔任財政部、人社部以及國際組織AMRO（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咨詢組專家成員。

|對話|

經濟觀察網：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青年人就業曾面臨過哪幾次比較嚴重的沖擊？

盧鋒：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此前一共經歷過四次比較大的青年人就業沖擊。

第一次是1980年的知青回城。當年回城知青數量很難有準確的統計，一些統計顯示為約500萬。當時全國城鎮就業人口只有約1億人，如果把500萬人都視為失業，相當于整體失業率增加了四五個百分點。

當時就業壓力引發了一系列改革，特別是放開個體戶，同時由于宏觀經濟在改革初期增長得很快，1982年，回流知青的就業需求基本被消化。相當于這一次比較嚴重的青年失業只持續了不到三年時間。

第二次是因為1989年宏觀經濟增速的下滑。1989、1990年中國GDP增速分別為4.21%、3.92%，比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GDP平均增速降低了約6成，這樣低的GDP增速一直到2020年才被打破。

但這一次宏觀經濟的波動對城鎮失業影響不是那么大。宏觀經濟不好，勞動力市場最先受到沖擊的主要是農民工。1989-1990年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升了不到一個百分點。當然，城鎮登記失業率在反映失業情況方面不是很靈敏，但總體上，當時城鎮就業受到的沖擊比較小。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主要表現在：農民工轉移到城市的人數大大減少。1989-1991年，農民工轉移到城鎮的人數平均約為100萬，遠遠低于早幾年的600余萬。也就是說，這次失業壓力也很大，但更多被農民工轉移至城鎮的數量減少而消化。

第三次為1998年的下崗潮。1997-2002年，這四五年時間是改革開放以來，整體就業最困難的時期。預估有上千萬人甚至2000萬人下崗失業。盡管登記失業率僅增加1個多百分點，但按照我們的測算，如果把下崗工人算進去，整體失業率可能在8%上下，這是非常嚴峻的就業壓力。

不過這個時期對青年人就業的沖擊反而比較小，影響最大的是當時40歲、50歲那一代人。因為年齡的緣故，他們知識和能力結構比較穩定固化，轉崗適應其他工作崗位比較困難。而當時，東北年輕人就大量遷往南方，所以青年人就業壓力不是主要矛盾。

2008-2009年的就業壓力持續時間其實很短。2008年底，發生了1500萬-2000萬的農民工短期回流，里面包含了大量年輕的農民工。但是緊接著政府出臺了“四萬億”一攬子刺激措施，到2009年第二個季度經濟就開始快速反彈。加上國際上美國、歐洲經濟也在刺激政策下恢復得比較快，所以這次外部危機沖擊派生的宏觀經濟波動，從農民工轉移、新增就業人口等勞動力市場指標上有不同程度顯著表現，但是在城鎮登記失業率年度數據上幾乎是波瀾不驚。

經濟觀察網：對比前四次失業情況，目前青年人的失業現狀？

盧鋒：目前國內正處于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青年就業的最困難時期。

按照季節走勢判斷，今年的青年失業率可能還在繼續走高，在七八月達到峰值。2020-2022年，青年失業率已經連續三年處于較高狀態。如果順利，青年失業率回落到均衡狀態至少需要兩三年。算下來，這次青年失業率高企總共或持續五年以上。

并且，2020以來，青年失業率整體趨勢是上升的，說明青年就業困難整體在增加。我認為，判斷青年失業率走高是一個中長期問題可能比較勉強，但它至少會在一段時間內持續存在。

經濟觀察網：從2020年以來，為何青年失業率整體會逐步走高？

盧鋒：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勞動力供給角度來看，全國勞動力供給數量在下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就業人員總量從2018年開始下降，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在2012年開始下降，從2010年至2020年，減少超4000萬。

但根據“七普”等數據的觀察和推測，青年勞動力供給一直到2030年都會持續上漲，而高校畢業生可能在今后的三五年內，也會繼續上升。2022年大學畢業生數量為1076萬，2023年相比2022年增加82萬達1158萬人，高校畢業生的增加也使得青年就業的總量和摩擦性失業都在無形地增加。

其次，2023年經濟確實在恢復，這有利于青年人就業，但宏觀經濟的恢復沒有原來預想的那么好、那么順利。這導致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用工信心不是特別強，這同時也會帶來一個新的問題：即便短期內經濟復蘇、終端產品需求增加，企業會將其看作短期現象，在增加崗位招聘數上不會馬上作出反應，而是采取比較謹慎的擴招態度，寧愿增加員工加班時間。這也是導致就業不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人工智能的普及對未來的就業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甚至企業在增加用工方面，也會因為AI的普及而變得比較審慎。

另外，疫情期間遺留的問題也開始顯現。前幾年找不到工作或找到過渡性工作的人群，也會開始積極地尋找工作，這會進一步增加崗位的競爭情況。

短期內，很難想象上述原因一下子就消失，至少短期沒辦法解決。

經濟觀察網：2-5月，城鎮調查失業率在走低，你如何看待整體就業市場的失業率走勢？

盧鋒：相比青年失業率，我覺得整體失業率未來壓力不大。1962年，全國出生人口出現了一個跳升（1962年，全國出生人口由前一年的1189.9萬跳升至2464萬），按照時間推算，2022年-2023年，滿60歲退休的人口數會顯著增加，這個因素會導致總體勞動力數量相比前一年更大幅度減少。如果工作崗位需求不變，這對滿足整體勞動力需求是有利的。

從就業形勢來看，雖然4、5月一些宏觀經濟數據的增長不達預期，但經濟仍處于持續恢復狀態。因此總體上，城鎮調查失業率不會是一個特別大的問題，年度數據保持在5%-5.5%不是很困難。

經濟觀察網：面對走高的青年失業率，我們應該采取哪些舉措？

盧鋒：還是根據問題產生的原因來去討論如何應對。

首先，宏觀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是基礎。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勞動力需求是派生需求，宏觀經濟形勢決定了企業主用工需求的增長。宏觀經濟對就業形勢的制約是近幾年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

前幾年，經濟增長主要受到了疫情的制約，雖然現在疫情的直接影響已經消失，但經濟增長依舊面臨一些問題，比如現在宏觀經濟政策比較強調跨周期調節，下一步有必要更加重視適時適度進行逆周期調節。

其次，重視民企的重要性，這也是市場層面一直在強調的。對民企的一些扶持政策還是要落實到位，解決引起民營企業信心不足或預期不強的問題。因為年輕人在就業上往往缺乏經驗，需要花時間培養，對于企業而言，如果預期不好，就不會輕易招聘年輕人。

同時，青年人就業也受到一些力度比較大的政策的影響。合理監管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但監管要透明化、法治化，盡量減少對就業的沖擊。比如，2021年校外培訓、房地產、互聯網行業收縮下，影響的就業人群主要就是年輕人。

最后，一些持續促進就業的政策還是需要繼續推進。比如支持國有企業擴大招聘規模、穩定機關事業單位崗位規模以及5月15日人社部等十部門提出實施的“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等?！鞍偃f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可能沒辦法解決根本性問題，但作為過渡方案也能發揮諸多作用，過去也有過類似的辦法。

總之，但凡能幫助年輕人就業、短期內緩解就業壓力的舉措，我覺得都是有益的。當然，政策措施還是要尊重青年就業人口本身的主觀偏好、訴求，提升相關干預措施實際成效和持續性。